□ 本报评论员王晓涛
上月底，关于开发区有两条新闻令人关注。
一条来自地方，山西省政府对大同、朔州等八市有关开发区退出开发区管理序列作出批复，其中同意应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等3家开发区退出省级开发区管理序列。
另一条来自部委，商务部公布2025年国家级经开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结果，广东揭东等5家经开区因考核评价靠后，退出国家级经开区序列。虽然这并非首次国家级经开区因考核评价靠后而退出，但却是退出机制运行以来最有力度的一次。
2016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完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考核制度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指导意见》。自2020年甘肃酒泉经开区成为首个被“红牌罚下”的国家级经开区以来，因考核评价靠后而退出的国家级经开区屈指可数。此次一下子有5家退出，力度可谓不小。
国家级经开区的任务，是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和高质量发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规范提升各类开发区、园区是重点工作任务之一。
在这一背景下，再看开头那两条有关国家和省级开发区退出的新闻，我们能有更深刻的认识。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开发区领域正在迎来一场深刻的变革——开发区管理进一步告别重挂牌、轻实效的粗放发展阶段，迈入以质效为核心的动态治理新阶段。需要强调的是，对所谓的“红牌罚下”，我们不必刻意渲染，因为亮“红牌”本身只是手段，并非改革的目的。
事实上，仔细阅读山西省的相关公告不难发现，被直接退出的开发区只是极个别的，更多的是开发区之间的优化整合，从而着力打造特色产业集群，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同样需要厘清的是，退出国家级经开区序列不等于园区整体关停撤销，辖区内经营主体、基础设施依旧保留，只是不再享受国家级经开区专属财税、外资配套政策；地方依旧可以依托原有载体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而这正是对开发区实行动态评价调整的初衷。
各级开发区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同时也应承认，现实中，过去有的地方将开发区数量、牌子层级当作直观政绩，竞相申报设立省级、国家级园区，忽视了自身的产业基础与资源承载能力，导致出现园区布局散乱、管辖范围交错重叠等问题；有的县域开发区缺乏清晰产业定位，招商漫无方向，相邻园区争抢同类项目，陷入“内卷式”低价竞争；有的园区拿到省级乃至国家级资质之后便放松自我要求，土地闲置浪费、能源（850101）利用效率偏低，亩均税收、高新技术产业占比长期处在低位，手握政策红利却难以产出与之匹配的发展效益。与此同时，对开发区“重准入、轻管理”，缺少常态化降级退出的刚性约束。
行稳致远，贵在善治。“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国家级新区、开发区管理制度和运营模式创新。这一立足长远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为全国范围内各级开发区动态管理改革划定了清晰路线。通过对开发区实行动态考核管理，引导各地从热衷于申请“园区牌子”转向深耕产业做实做强。在优化整合与优胜劣汰之后，各级开发区可以精准聚焦自身主导产业，更好地承接新兴产业落地。依托科学规范的动态考评体系，倒逼园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持续释放对外开放平台活力，助力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