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娜
从中国天津到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上海合作组织。8月31日至9月1日，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合组织从最初的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道路。
在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此次峰会对于破解全球治理难题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筹建进展如何？如何推动新兴领域合作有效落地？就上述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日前专访了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院长、数字经济现代产业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刘文革。
全球角色：补齐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短板
中国经济时报：2025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天津主持“上海合作组织+”会议时，面向世界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在您看来，上合组织在全球治理中正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刘文革：上合组织走过25年发展历程，早已不再局限于欧亚地区安全协作，正在从区域性合作平台，成长为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可忽视的参与者。这既是上合组织自身功能拓展的结果，也是世界格局演变带来的客观要求。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核心价值在于补齐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短板，尤其在实体经济、数字经济、弥合发展鸿沟层面发挥独特作用。
第一，上合组织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协同表达平台。上合组织成员国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不少国家都面临数字鸿沟、产业升级资金短缺、国际规则不对等等现实难题。现行的很多国际规则更多反映发达经济体诉求，发展中国家声音偏弱。上合组织秉持“上海精神”，坚持平等协商，可以把广大发展中经济体的现实诉求转化为可落地的合作方案。第二，上合组织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维护者。面对脱钩断链的现实风险，依托成员国产业梯度互补优势，推进区域产业链协同，特别是数字互联互通、绿色产业协作，对冲地缘因素带来的外部冲击。第三，上合组织是包容性全球治理的实践示范者。全球治理倡议不能停留在外交文本，最终要落到数字、绿色、中小企业等具体领域，上合组织可以探索一套尊重各国发展阶段差异的合作范式，为全球南方开展多边合作提供实践样板。
对于上合组织同西方主导的多边机制的关系，我的判断是互补大于竞争，不存在替代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对抗竞争。全球经济深度交织，不少上合组织成员国同时参与了多个多边机制，各类机制各有功能边界。西方主导的多边机构运行多年，在部分领域积累了实践经验，有其存在价值，但短板同样突出：规则设计往往以发达经济体产业条件为标尺，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约束考虑不足，在数字治理、产业融资等领域供给明显不足。
上合组织并不是要另起一套体系取代现有国际架构，而是作重要补充与修正。现有多边机制能够妥善处理的议题，我们完全可以继续用好；现有机制难以回应发展中国家数字化转型、产业升级现实诉求的领域，就由上合组织开展新的实践探索，二者并行共存。当然，二者在理念层面客观存在差异，部分西方多边机制习惯于向外输出标准化制度模板；而上合组织坚持尊重各国国情，拒绝“一刀切”，允许各国选择符合自身实际的现代化、数字化发展路径。
同时，我们也要理性看到，当前，上合组织内部数字鸿沟客观存在，数字经济合作落地成果仍有待提升。未来上合组织推进全球治理实践，应当把数字经济、绿色转型、弥合发展鸿沟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金融自主：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为何值得期待
中国经济时报：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被视为继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发展中国家发起的第三个国际金融机构。目前，各方已就核心参数和运营模式开展多轮磋商。本次峰会在银行筹建上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
刘文革：多边开发金融是全球经济治理十分重要的工具。上合组织开发银行是继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投行之后，发展中国家推动设立的又一个多边金融平台，对于破解上合组织区域融资瓶颈，赋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合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现实情况看，区域内数字基建、智慧农业、绿色转型、产业链配套项目需求旺盛，但长期面临多边金融供给错配问题。传统多边开发机构往往优先考量短期财务回报，贷款门槛高，部分还附带非经济性条件。很多社会效益突出，但回报周期较长的数字转型、产业能力建设项目很难拿到资金。不少上合组织后发国家数字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改造存在资金缺口，大量中小企业开展跨境合作，融资渠道十分有限。筹建上合组织开发银行，本质上是针对这些现实痛点进行的制度补位。
经过前期多轮技术磋商，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大概率将取得阶段性成果。不一定能实现银行全面正式运营，但如果能够就股本框架、治理架构、优先支持领域、风险管控机制达成共识，明确开业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并且把数字经济、绿色产业、中小企业纳入优先业务方向，就取得了非常关键的突破。
中国经济时报：这一金融机构的“上合特色”将体现在哪些方面？它将如何与亚投行、丝路基金等现有机制形成差异化定位与互补？
刘文革：这一机构的“上合特色”集中体现在三个维度。第一，坚守发展优先导向，统筹综合社会效益。不把资本回报率作为唯一评判标尺，兼顾成员国产业能力提升、数字鸿沟弥合、就业扩容等多元收益，重点支持周期较长但能够带动各国数字转型、绿色升级的合作项目。第二，恪守平等治理原则，尊重各国发展现实。充分考量成员国工业化、数字化发展差距，制度设计拒绝“一刀切”模式，切实保障大小成员国平等话语权，充分回应中小成员国发展基础薄弱的客观现实。第三，拓宽业务覆盖维度，兼顾多元产业主体。突破传统多边金融偏重大型基建项目的路径，既服务重大标杆工程，也向数字科创、绿色技术、中小企业跨境合作倾斜，补齐中小经营主体金融服务供给短板。
在和亚投行、丝路基金的协同错位上，三者定位各有侧重。亚投行主要聚焦跨境大型硬件基础设施，重点支持交通、能源、水利这类重大工程；丝路基金更多运用股权投资模式，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广泛产业项目。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立足上合组织成员国圈层做好补位。
一是服务对象差异化。除大型标杆项目之外，更多关注中小产业合作项目，覆盖大型多边金融机构顾及不到的数字科创、绿色技术转化类项目。
二是支持领域差异化。除传统基建之外，加大算力网络、数字公共服务、数字化能力建设这类“软基建”投入，兼顾硬件建设和成员国本土产业培育。
三是融资工具协同化。建立联合融资机制，重大项目推动多方联合出资；梳理“专精特新”对外合作项目以上合开发银行为牵引，联动各国产业基金、社会资本共同参与。
当然也要客观预判现实挑战。各成员国金融监管体系、财政状况、风险偏好差异很大，币种协调、跨境风险评估、债务风险管控都存在现实难题。银行起步阶段可优先遴选一批数字、绿色示范项目试点运行，积累实践经验之后，再稳步扩大业务规模。
项目落地：五大方向破解“平台热、项目冷”
中国经济时报：在各国技术水平、产业基础和监管框架差异显著的背景下，上合组织在新兴领域的合作如何从“平台搭建”走向“项目落地”？
刘文革：要想推动合作真正从“平台搭建”走向“项目落地”，可从以下五个方向发力。
第一，推进标准互认试点先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不追求一蹴而就实现全领域标准统一，坚持小切口试点突破。选取智慧农业数字化工具、中小企业数字化解决方案等成熟赛道推进标准与认证互认，减轻企业重复检测认证负担；针对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共同研拟合作指引，统筹安全治理与产业发展，稳定企业跨境经营预期。
第二，做实平台载体功能，构建常态化项目池与供需对接机制。避免七大合作平台局限于会议研讨层面，搭建统一的上合组织新兴产业合作项目库，由各成员国产业主管部门双向推送供需清单。适度压缩务虚论坛活动，组织企业对接配对、实地调研、项目路演，开设中小企业专属咨询服务窗口，破除跨国信息孤岛壁垒。
第三，坚持先易后难思路，培育一批“小而美”示范项目。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合作不盲目追逐大体量标杆工程，优先落地门槛较低、见效较快的细分场景，涵盖智慧农业、数字化工具、跨境电商、算力配套服务等领域。借鉴绿色产业平台成熟实践，打造可复制推广的示范样板，以此吸引更多经营主体参与区域产业合作。
第四，健全多边投融资体系，构建多元化风险分担机制。依托上合组织开发银行设立数字经济、中小企业专项支持窗口，适配数字科创企业轻资产特点，探索知识产权质押等创新融资路径。推动成员国开展跨境担保合作，缓释新兴产业项目投资风险，破除资本顾虑，充分调动各类社会资本参与上合产业合作的内生动力。
第五，畅通政策传导链路，强化高校智库研究支撑效能。推动多边合作共识转化为各国产业主管部门可落地的实操举措。发挥高校研究机构的智库优势，系统梳理企业跨境出海面临的堵点难点，输出实证研究成果作为决策参考，将来自市场一线的现实诉求有效反馈至上合多边合作议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