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新大众文艺成为全国文艺界、理论界与学术界讨论得最多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从2024年被文学刊物《延河》所提出，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上写入“十五五”规划建议，再到2026年全国两会，“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新大众文艺作为一个文学批评概念，完成了从学术概念到国家文化政策话语的转换，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论题。
正在火热被讨论的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是这个时代公众都在参与的一场文化叙事，亿万普罗大众，在互联网技术赋能下，打破圈层壁垒，从文艺的旁观者、消费者一跃成为创作者、传播者、共享者。一场由技术平权驱动的文化变革正在重塑中国的文化版图。
9月6日，第二届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深圳举行，在“繁荣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分论坛上，有学者就指出，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叙事”，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文化共同体的理论问题”，新大众文艺主要的功能应该是建构新时代的“文化共同体”。其目的是激发全民族创新创造活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来自全国的学者、专家集聚深圳探讨“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这不只是因为深圳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典范之城，还因为深圳是最具科技感、未来感与文化想象力的试验场。在关于“新大众文艺”的全国性讨论中，一个核心关切始终存在：当“大众”被赋予前所未有的创作权力时，这种文化实践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构成“新”？深圳的实践之所以值得被单独审视，恰恰在于这座城市提供的答案与国内既有讨论形成了结构性差异。这种差异并非程度之别，而是范式之别。深圳的新大众文艺实践，突破公众对文艺的既有想象。它并非传统文化的代际继承，而是一场由科技赋能、产业驱动、市民共创的“新文化实验”。深圳这座被称为“科技之都”“设计之都”“移民之城”的年轻城市，正以其独特的城市基因，为这场变革提供最具未来感的“试验场”。当代码遇见文艺，这座未来之城正在书写一份理解中国文化发展趋势的“深圳样本”。
谁在书写？当新质生产力拿起笔
传统认知中，“新大众文艺”常与“打工文学”“素人写作”等标签相连，写作者的身份自带底层叙事的光环。但深圳的实践，正在改写这一判断。
翻开2026年5月的《特区文学》“未来浪潮.新大众文艺专号”，160页的篇幅里，19位写作者的平均年龄仅37岁。他们的身份标签是：机器人研发员、智能硬件策划师、珠宝设计师、科技领域创业者。由《特区文学》发起的“未来浪潮”新大众文艺计划，首期招募便收到300余份来稿，覆盖互联网、金融、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二十余个行业。
“将职业冠名在前，好像潜台词在说，从事这些工作的人怎么能写作呢？”《特区文学》总编辑朱铁军道出了策划的深层关切。在深圳这座由新兴产业迭代升级驱动的城市，新大众文艺的群体注定与众不同。他们不再是被书写的“他者”，而是手握先进生产力、具备理性思维与人文关怀的“新质”书写者。
深圳的新大众文艺实践，不只是展现在文学创作的一线或网络现场，它还广泛展现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与生活社区。深圳宝安燕罗街道，一面面原本斑驳的旧墙，如今被色彩斑斓的墙绘覆盖。土生土长的罗田人赖靖琳将老地标与科技新貌融合在《芯城画卷》中；在此生活了12年的李迎一家，把龙舟赛、草地音乐节画进了《燕罗万象》。这些作品的创作者并非职业艺术家，而是与你我一样的普通市民。几乎同一时间，在福田区梅林云榕公园，京剧《龙凤呈祥》的唱腔与街舞的律动同台碰撞。登台表演的，不少是数月前还在街道公益京剧班里“零基础”起步的邻居们。
这些看似散落于城市角落的文化碎片，正在拼凑出一幅迥异于传统的文化图景。一场被学界称为“新大众文艺”的实践，正以深圳为试验场，突破公众对文艺的既有想象。它并非传统文化的代际继承，而是一场由科技赋能、产业驱动、市民共创的“新文化实验”。当代码遇见文艺，这座未来之城正在书写一份理解中国文化发展趋势的“深圳样本”。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曾指出，文化资本的获取与阶层再生产密切相关。传统文艺场域中，创作权的获得往往需要经年累月的符号资本积累。深圳的颠覆性在于：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降低了文艺生产的准入壁垒，而高度流动的城市生态则打破了文化资本的代际锁定。机器人研发员写小说、芯片工程师写诗，这一现象绝非猎奇。它标志着“技术理性”与“人文感性”在个体身上的深度交融。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在《告别功利》中强调，人文素养与科学能力的结合才是民主社会公民的真正底色。深圳的新大众文艺创作者，恰恰提供了“技术——人文”双栖主体的当代样本——他们既懂代码的逻辑，也懂文字的温度；既能调试算法，也能调试情感。这种“复合型主体”的批量涌现，正在重新定义“谁有资格创造文化”这一根本问题。
纵观国内新大众文艺的主流叙事，“打工人”“外卖骑手”“流水线女工”的文学书写始终占据核心位置。这类创作的价值毋庸置疑——它让长期被主流文坛遮蔽的底层经验获得表达空间，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与人文关怀色彩。但其叙事基调中，往往潜藏着一个二元框架：文艺是苦难的升华，写作是阶层突围的喘息。
深圳样本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情感结构。机器人研发员写小说，珠宝设计师写诗，智能硬件策划师创作剧本——他们的文艺实践并非源于生存挤压下的情感宣泄，而更多是技术理性之外的人文自觉。他们拿起笔或打开写作软件，不是因为无路可走，而是因为路太多之后，需要一种更本质的方式确认自我。
国内新大众文艺的底层逻辑，可以用“补偿性写作”来概括——创作者通过文艺补偿现实中被压抑的主体性，文艺成为对抗异化的精神武器。而深圳新大众文艺的逻辑，更接近“延展性写作”——创作者已在技术/产业领域获得相当的主体性，文艺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生命维度的延展。
这一差异具有深远的理论意涵。它意味着：深圳新大众文艺不必背负“为沉默者代言”的伦理重负，也不必在“通俗”与“严肃”之间刻意站队。它更自由，也因此更有可能在形式探索和观念实验上走得更远。这并非说哪种模式更“高级”，而是说深圳模式打开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在高科技、高流动、高密度的现代城市空间中，大众文艺不必以“反抗者”的姿态出场，它可以以“建设者”的姿态共存。
更深层地看，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生产者”概念的当代延伸。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文化生产者的身份由其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决定。而在深圳，以程序员、工程师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群体，同时占据着生产关系的核心节点与文化生产的边缘地带，他们的文艺实践构成了对传统文化生产秩序的“双向祛魅”——既祛魅了精英对文艺的垄断，也祛魅了“大众”只能处于被表述位置的刻板想象。
如何生产？“文化+科技”的全链条实验
如果说写作者的构成是“软件”，那么深圳雄厚的科技产业基础，则构成了新大众文艺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硬件”与操作系统。
在今年举行的第二十二届文博会上，深圳宝安展区以“影链全球数创未来”为主题，打造了可进入、可体验、可交易的“新质影像”空间。观众戴上FPV眼镜跟随无人机航拍穿梭，借助AI眼镜实时翻译，体验从拍照到AI精修再到个性打印的全流程变现。科技不再是文化的“外挂”，而是内化为创作工具和传播渠道。
更深层的融合发生在产业端。深圳市福田区启动的金沙“文创+科创”双创社区，致力于打造“文化+科技+资本”的闭环。国内领先的AI短剧创作平台在此发布基金计划，探索AI微短剧的工业化生产；微短剧出海大赛的启动，则试图将深圳的内容生产能力对接全球市场。这种由政府引导、国企主导、企业共治的运营模式，让文化创意从孤立的灵感迸发，进化为可孵化、可投资、可出海的完整产业链。
麦克卢汉的经典论断“媒介即讯息”，在深圳获得了最具当代性的阐释：AI生成、XR沉浸、实时渲染等新技术不仅是工具，它们本身就定义了新大众文艺的形态与内涵。当创作工具从纸笔升级为代码，当传播渠道从书籍拓展为算法推荐的信息流，文艺的形态注定随之蜕变——它更碎片化、更交互化、更即时化。
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预言的“产消合一者”，在深圳新大众文艺中已成为结构性存在。传统文艺生产中，创作者与消费者的界限分明；但在深圳的实践中，AI工具让每个人都能低成本地生成内容，产业平台让每个作品都有机会被看见、被商业转化。这种“创作-传播-消费”的一体化，不仅改变了文化生产的组织方式，更重塑了文化产品的存在形态。
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审视，斯图尔特.霍尔提出的“编码-解码”理论在此面临新的拓展。在深圳的新大众文艺场域中，受众不再仅仅是“解码者”，他们同时是“编码者”与“再编码者”。科技平台提供的交互性和可写性，使每一次消费都可能是再生产的起点。这种“生产性受众”的规模化出现，标志着文化权力结构从“中心辐射”向“多点网状”的深刻转型。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深圳模式还回应了一个经典难题：文化生产如何摆脱资本的异化，同时又不陷入“为艺术而艺术”的虚空？深圳的路径是——承认文化的产业属性，但通过“市民共创”的制度设计和“科技平权”的工具赋能，让资本逻辑与人文价值在新的平台上达成动态博弈与有限平衡。这未必是终极答案，但无疑是值得记录的制度实验。
何为“大众”？一个概念的重写与一座城市的应答
“新大众文艺”之“新”，究竟新在何处？深圳的实践为这一理论命题提供了具象的解答。
传统“大众文艺”的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经历多次嬗变——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倡导的“为工农兵服务”，到改革开放后通俗文学的勃兴，“大众”始终是一个被定义、被代表、被召唤的集合名词。而深圳实践中的“大众”，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是写代码的研发员、画墙绘的居民、唱京剧的邻里。他们不是被“下沉”到文化场域的受众，而是主动上场的生产者。
法国思想家福柯对“话语-权力”关系的揭示，为我们理解这一转变提供了锐利工具。在传统文艺体制中，“大众”长期处于被专业知识体系(文学批评、艺术史、文化管理等)界定和表征的位置。谁有资格定义“什么是好的大众文艺”？谁掌握了评审、发表、展览的通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往往指向体制内的精英群体。
深圳新大众文艺的颠覆性在于：它通过降低准入门槛(科技赋能)、拓宽表达通道(平台开放)、重构评价体系(流量与市场的多元反馈)，实现了福柯意义上的“话语权”的部分下放。当程序员的小说发表在《特区文学》的“未来浪潮”专号上，当社区居民的墙绘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大众”完成了从“被表述客体”向“表述主体”的位移。
从法兰克福学派的视角审视，阿多诺曾对“文化工业”保持高度警惕，认为其通过标准化生产消解了个体的批判性。然而深圳的实践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当生产工具被极大普及，当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生产者，“文化工业”的单向操控逻辑是否正在被逆向解构？这当然是一个开放问题，但深圳的实验价值正在于它提供了经验场域——我们得以观察，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大众文化究竟是走向更深层的同质化，还是催生出更具差异性的个体表达。
此外，深圳的实践也与雷蒙.威廉斯提出的“文化是日常的”这一文化唯物主义命题形成对话。在威廉斯看来，文化不应被窄化为精英的审美活动，而应被理解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意义生产。深圳新大众文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日常性”与“未来性”缝合在一起——写代码是日常，写诗也是日常；逛公园是日常，在公园里演一出即兴戏剧也是日常。科技没有抽空生活的质感，反而为日常赋予了新的表达维度。
何为新大众文艺的“深圳特质”？一种新的文化现代性
在关于“新大众文艺”的全国性讨论中，一个核心关切始终存在：当“大众”被赋予前所未有的创作权力时，这种文化实践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构成“新”？深圳的实践之所以值得被单独审视，恰恰在于它提供的答案与国内既有讨论形成了结构性差异。这种差异并非程度之别，而是范式之别。
国内新大众文艺的生成，大多遵循“个体创作——偶然被发现——出版/传播——社会关注”的单点爆发路径。无论是范雨素的突然走红，还是“外卖诗人”王计兵的破圈传播，其轨迹都具有高度偶发性，依赖传统媒体的发现机制和社交平台的算法运气。在这种模式下，创作者从生产到被看见之间，存在巨大的“黑暗地带”。
深圳的实践则呈现出鲜明的“全链路”特征。从《特区文学》的“未来浪潮”专号主动向科技从业者征稿，到鹏城文学院构建“创作——版权经纪——IP孵化”的完整链条，再到文博会上“拍照——AI精修——即时打印”的体验式消费闭环——文化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被系统性地组织起来，而非依赖灵光乍现的偶遇。
国内新大众文艺的经典路径，本质上是“文化发现”逻辑——先有优秀的大众创作，再由体制或市场去“发现”它。这种发现往往伴随一个前提：创作者必须足够“特别”(身份反差越大越好)，创作必须足够“动人”(苦难叙事越浓越好)。这反过来对大众创作形成了一种隐性的规训——你要被看见，就得符合某种“被看见的剧本”。
深圳的“全链路”逻辑则是“文化制造”逻辑——不是等待杰作从天而降，而是搭建让杰作持续涌现的生态系统。它不依赖于某个“爆款”或“网红”，而依赖于一种可持续的、工业化的文化生产能力。这意味着大众不再是需要被“发现”的宝藏，而是被“组织”进生产体系的主体。两种逻辑的高下之分未必成立，但深圳逻辑无疑更具可复制性和可持续性。
回顾这场“新大众文艺的深圳实践”，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几篇发表的小说、几面墙绘或几场街头演出。它背后是一场关于文化权力的让渡——让素人成为创作主体；关于文化生产方式的革新——用科技与产业为文艺赋能；关于文化价值导向的重塑——让文艺回归生活，回归市民。
从更深远的理论视野看，深圳样本正在试探一种“另类的文化现代性”。如果说欧洲的现代性文化诞生于咖啡馆、沙龙和印刷资本主义，那么深圳正在书写一种诞生于开源社区、共享办公空间和算法推荐平台的文化现代性。它不依赖深厚的历史积淀，而是通过强大的产业磁吸效应汇聚人才，通过开放的科技平台降低创作门槛，通过务实的政策引导构建生态。
当未来已来，当代码成为笔，当市民成为主角，深圳这场“新文化实验”的终极意义或许在于：它证明在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间，同样可以生长出属于这个时代的、充满生命力的文艺之花。这座城市的实践，正在回答一个困扰文化理论界已久的问题——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是否必然二元对立？深圳的答案倾向于：在合适的制度设计与技术条件下，二者可以相互成全。
深圳样本，或许正是未来中国城市文化发展的一个先声，也是全球范围内探讨“科技时代的人文学”之可能性的重要参照。
为何是深圳？基于时代需求的“文化共同体”
国内新大众文艺的讨论，大多聚焦于国内语境——如何表达本土经验、如何对接国内读者、如何在中国文化体制内获得合法性。其视野基本上是内向的。
深圳的新大众文艺实践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出海”基因。福田金沙社区的微短剧出海大赛、文博会上对接国际买家的版权交易、鹏城文学院“写全球”与“全球写”的双向愿景——这些不是锦上添花的国际化点缀，而是深圳文化产业的基础逻辑。
这种“出海导向”对新大众文艺提出了不同于国内同行的要求。它迫使创作者思考一个国内语境中较少被触及的问题：你的表达是否具有“可翻译性”？——不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逻辑、情感结构、审美趣味的跨语境可理解性。
深圳新大众文艺的科技化、年轻化、都市化特质，恰好使其天然具备这种“可翻译性”。AI、算法、城市生活是全球共享的经验域，科技从业者的情感结构具有跨文化的通约性。这使得深圳的新大众文艺创作实践有可能绕过“乡土中国”的传统输出路径，开辟一条以“未来感”为文化辨识度的出海新通道。
一言以蔽之：国内的新大众文艺讨论，本质上是“文化现代性”内部的问题——如何让更多样的人群进入文化生产，如何让被压抑的声音被听见。而深圳的新大众文艺实践，正在试探一种“科技现代性”内部的文化可能——当技术已经成为我们感知世界的基本方式，文艺应当如何随之生长？
前者关心的是文化的民主化，后者关心的是文化在新技术条件下的重新发明。两种关怀并不冲突，但它们的起点、路径和终点截然不同。深圳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让后者从理论设想变为社会事实的罕见实验场。
这或许也正是深圳对中国文化发展最大的贡献：它不是提供了一个可以照搬的模板，而是提供了一个可以参照的坐标——在这个坐标上，科技不是文化的敌人，大众不是文化的他者，未来不是文化的威胁。
当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谈论新大众文艺时，深圳提醒我们：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而且已经有人在走。深圳为何能孕育出这种独特的新大众文艺形态？答案深藏于这座城市45年来的发展逻辑与精神气质之中。从城市文化理论的视角，我们可以提炼出三重结构性动因：
第一，“移民城市”的基因与建构“文化共同体”的时代需求。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脱域”概念，指现代社会关系从地方性互动中“抽离”并跨越时空重组。深圳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常住人口平均年龄仅30多岁。远离故土的人们，在陌生环境中处于持续的“脱域”状态，由此产生了强烈的表达欲和再嵌入需求。深圳蛇口的山海艺术节与艺术设计节、燕罗街道的墙绘大赛、梅林街道的“盲盒剧场”，本质上都是移民们通过共同的人文实践找到文化身份的认同感与重建“地方感”的社会工程。这种“市民共创”不仅是手段，更是目的——让每一个建设者从“旁观者”变成“主角”，从“异乡人”变成“同道人”。
第二，“深圳速度”与“文化生产的时间性压缩”。深圳文化从不单纯是书斋里的学问。依托全市逾10万家文化产业法人单位、近3000亿元的文化产业增加值，深圳的文化实践始终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鹏城文学院的成立明确提出支持深圳“写全球”与“全球写”深圳，目标直指打造集文学创作、版权经纪、IP孵化于一体的原创内容生态体系。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看，深圳正在经历一种“文化生产的时间性压缩”——它绕过了传统城市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文化积淀过程，通过产业磁吸效应和制度创新，在极短时间内构建起一套功能完整的文化生产-分配-消费系统。这种“压缩现代性”既带来了文化根脉的薄弱，也赋予了深圳轻装上阵、大胆实验的制度灵活性。
第三，科技创新作为“文化基础设施”的本体论意义。当别的城市还在讨论“文化+科技”的可能性时，深圳已经将其作为默认选项。从腾讯、华强方特等巨头，到无数AI、XR领域的初创企业，深圳拥有世界上最密集的文化科技融合场景。但我们不应仅将科技视为“工具”，而应看到它已上升为深圳文化的“基础设施”——就像水系之于江南、庙宇之于古城，芯片、算法和带宽构成了深圳文艺生产与传播的“自然条件”。这种基础设施的本体论地位，决定了深圳新大众文艺的底层逻辑与其他城市截然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