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戎平
近两年涉及“禁捕”内容的作品有不少。而在实施“禁捕”的2021年前后，由水生物的资源枯竭到长江生态的初步复苏究竟呈现了怎样的图景，我们不妨看一下蔡永祥的纪实长篇《上岸记》。
作品开篇将水生和大黑子两个人物形象推到了读者面前。水生一家四口人以打鱼为生，古人虽说人强胜天，但在澎湃的江涛面前，一家人被江水瞬间呑没，父母沉入江底，哥哥不知去向，10岁的水生被湍流冲至江岸获救，是30岁的大黑子收留了他。大黑子的家人，除姐姐出嫁外，其父母也因渔船被撞而丧命，因此他开始了一人一船的漂泊生涯，后来虽住进了滩涂上的茅屋，但家徒四壁使其婚娶成为奢望，直至收养了水生，一个两人家庭就此形成，这为书中的渔民故事向纵深推进铺垫了基础。
渔民的水上生活，对绝大多数陆地居民来讲无异于天方夜谭。生活区域不同，生存方式也就迥异，双方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家庭生活和日常事务上一般没有交集，如同陆地居民买鱼只会到菜市场而不会去找渔民，可以说渔民就是一个独立的水上群体。要说大黑子，他无法想象小时候的困苦，现在收养了水生，用他的话说这是老天爷送来的儿子。意外的是十年后水生救起了跳江的姑娘并喜结良缘，称奇的是水生在救援姑娘时，大脑突然在炸裂般的“雷鸣声”和刺骨的江水中恢复了记忆：自己叫李顺，哥哥叫李洋，家在安徽羊毛埂。及至后来就有了兄弟俩在失散十二年后的团聚。这情节几乎像“八点档”中的电视剧桥段有时跌宕得让人无法预料，但它却在江河交汇处的镇江真实地发生了……更加扣人心弦的还有华庆富的父亲在暴风骤雨肆虐下，一个猛子扎入江中死死按住了已经松动的渔船铁锚才保住了全家人的性命，当你看到这些不免百感交集。
为完成这部《上岸记》，作者用脚步丈量长江沿岸，从出生地江苏镇江到湖北黄石，从重庆的万州和嘉陵江再转入洪泽湖，最后驻足镇江润州，采访、体验、记录、思考，每个人物和每件事实都烂熟于心，每步足迹都显示出他对长江生态的敬畏之心。渔船在过去是漂泊的，哪里有鱼往哪漂，外地渔民都乐意来镇江扎堆，缘由是镇江鱼多，水口好，人善还包容。有统计表明，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长江渔业年捕捞量45万吨，而近几年已不足10万吨；长江鱼类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网能拉三四百斤，到2018年一天只能捞几斤。这就是客观现实之一，究其原因：竭泽而渔；书中还引用了原渔业大队大队长陆桂富的话：“从前，我们只吃长江水，甜丝丝的，后来，长江水无法吃了，有了一股怪味。”这就是客观现实之二，究其原因：水质污染；至于产量骤降之因，原渔业大队书记段宝银说了另一个缘由——“建闸造坝”，这就是客观现实之三，究其原因：江湖隔绝！因为它堵住了江海和湖泊之间洄游性水生物的生路。因此，《上岸记》中许多的人物和事态并非空穴来风，它是蔡永祥作为一名纪实文学作家深入长江沿线开展田野调查的观察。
2019年底，农业农村部发布了“长江十年禁捕”通告，它波及到我国所有长江沿线渔民的生存之道。禁捕是对长江自然生命的拯救，而自古以来长江又是渔民赖以生存的天然家园，蔡永祥敏锐地聚焦到了这个划时代的“禁捕”话题，富有质感地向人们展现了作为一个水上独立群体从迷茫到突围的上岸历程。在重庆、江苏、湖北等长江沿线，我们看到了第一个“退捕”签字并转型养牛的金福村老书记黎万权；看到了上岸后以种橙子为主的老渔民冯华军；转身开店卖鱼成为大老板的陈永和；退捕后成为养殖大户并注册了鸭蛋鸭肉电商平台的李和平父子；还有三人共同经营的“唐七娃波波渔府”酒店和不仅生意兴隆还在其他城市开设加盟店的润州区水生面馆等。
从长江禁捕的国家政策看，退捕上岸的渔民全面纳入了社会保障体系，政府拨款补给渔民生活，组织就业培训，鼓励自主创业，建设长江文化主题公园，开设渔文化科普馆，组建“人防+技防+机防”的长江护鱼队伍。同时，相对应的“一对一”帮扶机制、退捕渔民创业基地、休闲垂钓基地和相关的产业链全面开花。
作品重现了退捕上岸初期，禁捕标语前脚贴、后脚撕的情形；讲述了护鱼巡逻艇被扔石头、护鱼执勤人员被扔水里的乱象，这一切都是长江禁捕令实施过程中的真实呈现。“十年禁捕”旨在修复被透支的长江生态系统，是从过去“掠夺式索取”向当前“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生态性蝶变。
《上岸记》紧扣时代主题，以最低姿态贴近渔民生活，本质化地书写了渔民上岸前后的身份转换，从吃住在船上，到吃住在岸上，蔡永祥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了这个社会群体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对往事、现实和未来的深情回顾与期待，全书让读者感受到了个体命运与国家长江生态战略的同频共振，给人以整体性的感动与共鸣，江面上搏击风涛的生存感触，陆地上开拓未来的生活勇气，都一一展露在字里行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