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党育人、咨政砺行，是中咨公司实施“青马工程”的初心使命。公司青马研习坚持“理论铸魂、立足智库、聚焦国之大者”，引导青年学员把理论学习同国家重大战略紧密结合，立足工程咨询主业开展深度研究，以青年视角思考时代命题、贡献智库智慧 。在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工程标准已是国际竞争的关键规则抓手。2026年青马研习第四小组在导师的指导下，聚焦中国工程标准国际化这一重要命题，深入研判发展格局、剖析堵点难题，探索协同推进路径，交出了一份富有思考的青年研究答卷。中咨青年将始终胸怀大局、深耕主业，把所学所思转化为服务国家战略的行动自觉，以青春之智献良策、以青春之力担使命。
全球价值链重构下中国工程标准国际化
——格局演化、现实挑战与协同路径
中咨公司2026年青马研习第四小组
曹玫 张锐 潘可心 等
摘要：全球价值链深度重构正重塑国际工程市场竞争逻辑与规则体系。作为价值链治理的隐性制度工具，工程标准国际化已成为我国实现由工程承包大国向工程规则强国跃迁的关键战略支点。当前价值链调整为后发国家工程标准对外输出打开战略窗口，但我国工程标准国际化仍面临三重关键制约：国际采信率偏低导致标准影响力受限、上游前期规则定义权缺位形成制度性壁垒、标准传播过度依赖项目载体难以实现生态化扩散。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与标准化经济学理论，系统解析价值链重构引致的国际工程标准格局变迁，进而识别我国工程标准国际化的深层矛盾。研究提出“制度治理协同、新兴赛道突破、前端标准嵌入、产业生态培育”四位一体的协同推进框架，为我国深度参与全球基础设施治理、构建开放共赢的工程标准体系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重构；工程标准；工程标准国际化；规则话语权；产业生态
引言
近年来，我国持续强化标准国际化战略部署。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要提升标准国际化水平的战略目标，“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细化推进中国标准海外应用、推动标准国际互认等具体任务，着力深化规则标准“软联通”。作为价值链治理的隐性制度工具，工程标准通过形成复合型市场准入壁垒，借助网络外部性与转化成本强化路径依赖，使先发标准持续占据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工程标准国际化已成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基础设施治理的战略命题。
国际工程领域呈现显著的权力格局分化：与全球价值链“中心-外围”体系相匹配，形成了欧美标准长期主导的标准权力格局，标准制定权掌控者占据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被动采纳外来标准的发展中国家则面临高昂的规则转换成本，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这一结构性矛盾在我国尤为突出。我国对外承包工程规模长期位居世界前列，“十四五”期间完成营业额持续增长（图1），2025年达12772.8亿元人民币（1788.20亿美元）。高铁（885562）、特高压（885425）、大型海港、跨海桥梁等重大工程技术跻身世界先进水平，积累了海量工程实践与成套技术规范。但产业体量与标准国际影响力存在明显错配——多数海外市场仍以欧美标准作为法规、许可与保险的默认依据；中国标准大多依附中资投资或总承包项目落地，脱离项目被第三方主动采信的案例较少。“工程出海步伐迅猛，标准出海进程迟缓”的失衡态势，严重制约我国工程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
当前，全球价值链正经历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地缘政治冲突、新一轮科技革命、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及发展中国家基建需求释放等多重因素叠加，推动国际分工体系由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与效率并重。全球价值链贸易呈现区域化布局与规则重构并行推进的新态势，价值链调整已超越生产网络的地理重组，演变为跨国生产组织规则与治理体系的深度重构，为打破欧美主导的国际工程标准格局创造了历史契机。
基于此，本文以全球价值链重构为研究背景，融合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与标准化经济学理论，聚焦三大核心问题：全球价值链重构如何驱动国际工程标准格局演化？制约我国工程标准国际化纵深推进的深层障碍是什么？应当构建何种协同路径实现标准高水平对外输出？通过“格局演化-现实挑战-协同路径”的分析框架，系统探讨中国工程标准国际化的实现机制，旨在为我国工程标准对外开放、参与全球基建治理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
数据来源：商务部
图1 2021-2025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及其增长速度
一、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国际工程标准格局演化
国际工程实践中的规则，实际由国际标准、区域标准及国别标准规范，经项目合同选择与叠加适用。当前全球尚无一套统一且强制适用的国际工程标准，欧美标准凭借技术积累与认证网络，在国际工程标准体系中居强势地位。国际工程标准格局始终随全球价值链调整动态演化，当前全球价值链正经历深度重构，驱动国际工程标准格局进入新一轮调整期。
图2 国际工程标准体系
（一）工程标准的价值链治理功能
工程标准国际化包含三个递进的层次：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标准随海外项目落地应用、标准被第三方市场独立采信。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认为，链内主导主体通过设定生产内容、作业模式、质量阈值管控跨国生产网络，标准正是管控参数的集中载体。工程标准区别于一般制造业标准，项目周期（883436）长、利益主体多、关联公共安全，治理功能体现在协作、准入、利益分配三方面。一是协作功能。标准解决多方主体作业兼容性问题。跨国项目涉及业主、咨询、承包商、供应商等多元主体，统一标准能够降低信息摩擦与交易成本；当标准形成网络效应，还会进一步释放规模经济红利；二是市场准入功能。标准与建设法规、执业资质、工程保险深度嵌套，构筑复合型准入壁垒。标准体系一旦固化，后进入者替换标准需要完成规范比对、人员培训、设备更新甚至法规调整，高额转换成本强化了原有体系的路径依赖；三是利益分配功能。标准划定技术路线与成本结构，贯穿项目策划、勘察设计、施工、运维全周期（883436）。熟稔标准规则的本土企业在方案研判、合规解读上具备优势，更容易占据咨询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
工程标准以技术中性为表象，实质是制度管控与利益分配工具，比关税、配额更加隐蔽持久。工程标准的国际竞争，本质是全球价值链治理话语权的博弈。
（二）价值链重构推动国际工程标准格局演化
全球价值链贸易占全球贸易的份额仅由峰值小幅回落，并未出现大规模逆全球化脱钩，而是进入结构性重构阶段，呈现三大特征：一是区域化嵌套，生产网络向近岸、区域集群转型，形成“区域枢纽+跨区域联动”次级循环，区域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并存；二是规则碎片化，经贸合作从综合性协定转向数字、绿色等专项议题合作，标准互认、争端协调成为维系跨区域价值链的关键；三是收益分配分化，重构红利更多流向深度嵌入全球分工的经济体，产业薄弱的边缘经济体面临被边缘化风险。
整体上，价值链重构拓展制度调整空间，为后发国家争夺标准话语权带来结构性机遇，欧美标准仍占据主流，但产生三方面结构性变迁（图3）。第一，标准权力格局由单极垄断转向多极竞合。伴随生产网络区域化，亚非拉新兴基建市场扩容，区域标准协调需求上升，市场逐步演变为主流标准占优、多元区域标准并行的多极竞合格局。第二，标准竞争重心由条文规范转向赛道规则。数字化、绿色化开辟全新竞争赛道，BIM 数字交付、机器可读标准成为智能建造产业链协同的核心接口；碳核算、可持续基础设施标准逐步成为项目准入、绿色融资的前置条件。在新兴赛道，各国起跑线差距较小，传统标准的历史先发优势被稀释。第三，标准扩散模式由组织输出转向生态承载。过去标准国际化高度依托国际认证，随着全球治理议题细化，国际组织正式程序边际效用下降，标准更多依托资本流动、产业链协作、跨国项目网络实现生态化扩散，标准竞争升级为背后产业、金融、服务综合生态之间的较量。
图3 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工程标准格局的演变关系
二、中国工程标准国际化的现实挑战
经过多年实践，我国工程标准国际化取得阶段性成效。在国际治理层面，我国在 ISO、IEC 承担的秘书处、标准提案、牵头制定国际标准数量持续增长（图4）；海外实践层面，雅万高铁（885562）、中老铁路、蒙内铁路、卡洛特水电站等重大项目部分或全部采用中国标准，形成一批示范案例；技术层面，高铁（885562）、特高压（885425）、大型桥梁等领域标准先进性获得国际同行认可。
图4 “十三五”及“十四五”期间中国标准国际化工作情况
但我国正处于从“单点项目示范”向“体系出海”、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过渡期，技术先进不等于规则话语权提升，工程标准国际化仍面临以下三重结构性障碍。
（一）区域与国际市场采信不足
价值链重构带来多极化机遇，但标准落地需要跨越技术比对、产品认证、法规适配等多重门槛。一方面，中外标准体系存在制度渊源与技术范式的系统性错位。亚非拉诸多发展中国家受历史路径依赖延续欧美标准范式；我国工程标准历经借鉴吸收、本土化迭代与自主创新，形成适配本国资源禀赋、建设体制的独立范式。二者在设计理念、安全冗余、参数选取、监管接口上存在系统性差异，仅靠翻译或局部修改无法实现兼容，即便技术性能占优，也难以直接对接东道国法规。匈塞铁路作为中国铁路技术装备首次进入欧盟市场的项目，就为取得TSI认证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准入流程。另一方面，区域标准阵营割裂抬升适配成本。欧美、东盟、拉美、非洲形成相对封闭的规则闭环，参数、认证流程互不打通。我国标准进入不同市场均要重复开展本地化改造、技术比对与合格评定，缺少“一次互认、多区通行”机制。价值链区域化背景下，标准在不同区域重复适配，沉没成本持续增加，传统的规模效应减弱。
（二）工程前期环节规则定义权缺位
标准竞争阵地前移至项目上游，可研、勘察设计等前期环节锁定项目技术路线，一旦招标文件、可研报告选定某套标准，后续全流程将形成刚性路径依赖，前期话语权是标准落地的“总开关”，对于成本、进度有重大影响。比如，中国电建（601669）某厄瓜多尔项目的设计标准为美标，项目进度极大地滞后，同时带来成本大幅上升；而肯尼亚索西安地热电站项目全套采用中国标准，建设进度缩短了大半年，建设成本也远低于同容量的其他发电站。
但我国工程标准整体呈现“头轻脚重”的结构特征：施工、设备安装等中下游标准完备成熟，国际竞争力突出；但项目决策、勘察设计、全过程咨询等上游面向国际市场的标准建设滞后，认可度有限。前期话语权缺位带来两层后果。一是标准输出碎片化，缺少上游参与资格，中国标准只能适配他国既有框架，完整体系被拆解为零散参数，难以实现整套标准输出。二是固化价值链分工地位，项目前期属于知识密集、高附加值环节，长期缺位使我国被限制在施工、供货等执行环节，停留在输出技术而非输出规则，形成“难以进入上游-资历不足-更难进入上游”的负向循环。
（三）项目载体难以实现标准生态化扩散
生态竞争阶段，标准跨区域传播依赖完整协同的产业生态。欧美标准能够脱离单个项目全球扩散，依托咨询选型、装备制造、金融授信、认证背书的闭环体系。但我国工程标准出海主要依靠援外项目与政策性金融下的中资总承包合同，高度绑定具体工程项目，项目结束后标准缺少独立自发传播能力。雅万高铁（885562）、中老铁路等标杆项目示范效应显著，但尚未在第三方市场形成自发复制机制，呈现“单兵突进”特征。
生态缺位源于主体能力与要素供给错配。企业层面，多数工程企业业务集中于施工环节，全链条整合的跨国链主企业数量有限，通晓工程技术、国际规则、跨文化运营的复合型人才缺口较大。配套层面，海外标准化扶持资金、涉外专业服务（884257）、全球标准信息平台、跨境认证互认仍存在短板。原有“政府主导、企业跟随”模式下，部分企业将标准出海视为行政任务，未将标准战略融入自身经营。设计、施工、装备、运维各主体出海节奏不一致，难以构建以中国标准为主线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标准始终依附工程项目，无法完成从项目绑定向生态自生的跃迁。
三、全球价值链重构下中国工程标准国际化协同推进路径
面对外部机遇与内部约束，工程标准国际化遵循制度、赛道、技术、生态协同演进逻辑，四条路径互为支撑、形成正向反馈，推动标准国际化整体跃升。
（一）制度路径：深度参与国际标准治理，完善多边规则互认机制
把握多极竞合窗口期，推动标准合作由单项目对接升级为机制化制度共建。第一，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885494）”重点国家双边标准对话，推广“中国标准 + 属地化适配”模式，推动标准在东道国制度性扎根，而不仅限于项目临时使用。第二，将标准互认嵌入双多边经贸合作框架，依托“一带一路（885494）”合作平台签署领域级互认协议，把互认清单从设备材料拓展至设计方法、绿色评价、从业人员资质等软性规范。第三，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化治理，以铁路、电力、特高压（885425）等优势领域为突破口，承担国际标准工作组、秘书处工作，提升提案质量；推动中国标准纳入世行、亚投行多边机构采购认可清单，借助多边权威降低海外采信门槛，牵引区域市场需求。
（二）赛道路径：布局数字化绿色化赛道，实现换道竞争突破
数字化、绿色化赛道各国起点差距较小，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工程实践，实现规则话语权换道赶超，5G（885556）领域“专利-标准-产业”闭环的成功已经验证了这一逻辑的可能性。第一，推进工程标准数字化转型，研发机器可读标准、BIM 数字交付标准，适配智能建造跨国产业链协同，抢占数字接口规则先机。第二，参与全球绿色基建标准攻关，围绕基础设施碳核算、绿色建筑、气候韧性工程开展研究，应对碳边境调节机制绿色壁垒，将国内绿色工程实践转化为国际通用规则。第三，依托国内新能源（850101）、智能建造试点场景沉淀成熟标准方案，主动发起国际标准议题，提升新兴赛道提案落地率。第四，推动新赛道标准与区域合作联动，将数字化绿色化标准嵌入海外前期设计和区域互认清单，避免单点先进、体系孤立。
（三）技术路径：补齐上游短板，推动工程前期标准出海
扭转“重施工、轻前期”的输出结构，推动标准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第一，构建面向国际市场的前期标准集群，围绕项目决策、可研、勘察设计、全过程咨询梳理优势标准，按照国际性能化范式优化文本，剥离国内行政审批相关内容，提升前期标准独立采信价值。第二，支持咨询设计企业以咨询先行、投建营一体化模式介入海外项目策划、投融资、招标文件编制，在源头植入中国标准技术方案。第三，依托高铁（885562）、特高压（885425）等优势领域打造海外全周期（883436）示范工程，实现从勘察设计到运维全过程采用中国标准，以前期标准落地带动整套体系获得国际认可。
（四）生态路径：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培育标准出海产业生态
转变“政府主导、企业跟随”模式，构建“企业主体、政府赋能”格局，实现标准伴随资本、装备、服务一体化扩散。第一，培育全链条链主龙头企业，支持投建营一体化业务，带动设计、施工、装备、运维抱团出海，输出完整工程解决方案，破解分散出海“单兵突进”困境。第二，落实企业国际标准化主体地位，鼓励龙头组建产学研创新联盟研制国际标准，打通“海外工程实践标准凝练国际提案”转化链条，弥合标准制定与海外业务脱节问题。第三，补齐配套短板，设立海外标准应用专项资金，搭建涉外标准化服务与信息平台，推进跨境检测认证互认，降低中小咨询企业参与国际合作成本。第四，完善人才培养与信誉建设，优化高校工程课程，培养复合型国际化人才；引导企业重视海外项目标准履约，依靠工程实绩积累国际社会对中国标准的信任。
四、结论与展望
全球价值链重构正重塑国际工程标准格局，呈现三重结构性变迁：一是权力格局由单极主导转向多极竞合，新兴经济体标准体系加速崛起；二是竞争重心从传统工程标准向数字化、绿色化赛道规则延伸，技术标准与治理规则深度融合；三是标准扩散机制由国际组织程序驱动转向产业生态驱动。这一变革为我国工程标准国际化提供了战略窗口期，但当前仍面临三重现实约束：国际采信偏低导致标准影响力受限、前期规则话语权缺失形成制度性壁垒、标准传播过度依赖项目载体难以实现生态化扩散。
破解上述难题应深化国际标准治理与规则互认机制，通过多边对话平台提升制度性话语权；抢占数字化与绿色化基建新赛道换道竞争；推动工程前期标准出海，将标准制定嵌入项目规划与设计阶段；构建企业主导的标准生态，将工程产业规模优势转化为全球规则制定权，实现由工程承包大国向工程规则强国的战略跃迁。
从中长期演进路径看，中国工程标准国际化将经历三个梯次突破：第一阶段实现由单项技术采信到价值认同的跨越，依托制度型开放构建标准互信机制，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共建；第二阶段完成从项目载体到生态载体的跃迁，伴随链主企业成长与产融协同深化，形成标准自我迭代的产业生态；第三阶段达成由被动适配到规则引领的突破，在工程数字化、绿色基建等新兴领域争夺机器可读标准、基础设施碳核算、可持续性评估等关键规则定义权，实现非对称性话语权突破。
工程标准国际化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程，需要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专业服务（884257）机构形成协同创新机制。通过四条路径的持续发力，我国有望实现从标准跟随者到标准共建者，再到局部领域标准引领者的跨越式发展，为构建开放共赢的全球工程治理新格局贡献中国方案与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