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横亘鄂豫皖，一山连三省。2024年，大别山红色旅游城市发展联盟在红安成立。一年多时间，从6地到9地，从一份倡议书到有法律效力的实体化运作协议，从“红安共识”到三省共治——这个跨省“朋友圈”是怎么建起来的？最难的一步在哪里？未来又往哪里走？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在武汉科技大学面对面专访了联盟常务副理事长、武汉科技大学教授、大别山文化旅游创新研究院院长刘伟毅。
记者：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大别山红色旅游城市发展联盟从构想，到现在三省9地格局的形成。
刘伟毅：大别山红色旅游城市发展联盟的形成，不是“开个会、发个文件”的产物，而是三省革命老区在长期发展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单打独斗难以突破行政壁垒和资源分散困境后，作出的务实选择。
2024年11月，在文化和旅游部指导下，2024中国红色旅游推广联盟年会在红安举行。湖北红安、麻城、大悟，河南新县，安徽裕安、金寨6县(市、区)共同发布《大别山红色旅游城市发展联盟倡议书》，达成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红安共识”。此后，联盟影响力持续扩大，鄂豫皖三省已有更多县市区表达了加入意愿，形成了今天三省多地协同的格局。
从国家战略层面看，这一联盟的诞生，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重要指示的具体行动，也是大别山革命老区融入区域协调发展大局、探索跨省协同发展新路径的基层实践。
记者：联盟的轮值理事长制度、常设秘书处、智慧服务平台——这套“制度组合”里，您认为哪一项是真正让联盟“活起来”的关键？有没有一开始设计了，但运行中发现“不太好用”需要调整的机制？
刘伟毅：让联盟真正“活起来”的，我认为是轮值理事长制度。
轮值制度让每个成员单位都有机会“当主人”。而且轮值制度天然形成了“比学赶超”的氛围。上一届干了什么、干得怎么样,下一届都看在眼里，形成了一种正向动力。
常设秘书处是“骨架”，解决的是日常运转问题；智慧服务平台是“工具”，解决的是信息互通问题。但真正让联盟有生命力的，是轮值制度带来的内生动力。
运行中确实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比如，最初的“定期联席会议”设计为每季度一次，实际运行中发现频率过高，有些议题准备不充分，后来调整为“年度大会+专题工作会”相结合。另外，智慧服务平台最初设想的功能比较全，平台上线后活跃度不够理想，需要逐步分阶段推进。这些调整恰恰说明，联盟的机制是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的，不是拍脑袋定下来的。
记者：我们从外部能看到的成果有:旅游地图、精品线路、旅游手册、“六个联通”，有没有一些“看不见但很关键”的改变？
刘伟毅：最关键的“看不见”的改变，应该是高校智库的介入。它让决策更有“底气”。武汉科技大学大别山文化旅游创新研究院从2023年5月起就扎根红安，完成了一系列课题。我们在联盟座谈会上从品牌建设、资源整合、业态融合等方面提出专业建议，这些研究不是“纸上文章”，而是直接影响联盟的年度工作部署。
记者：您在专题报告中精准指出了面临的四个问题，如果把这四个问题按“解决难度”排序，哪个是最难啃的？
刘伟毅：四个问题的解决难度，我们团队的判断是：实体化运作偏弱＞跨省协同不畅>资源保护利用不足>研学标准缺失。
最难啃的是实体化运作偏弱。因为其他三个问题都有技术路径可循。但实体化运作偏弱，本质上是“人、财、权”的配置问题。
记者：最后，请您用一句话概括大别山红色“朋友圈”的“鲜活”之处在哪里？
刘伟毅：“鲜活”在于，这片土地上的红色记忆从来没有被当作“过去的事”来对待，而是被一代代人用各自的方式——红娃的童声、高校的田野调查、基层于部的跨省奔波——持续地讲述、传承和创造。
作为一名高校教育工作者，愿意把大量的时间花在革命老区的田间地头里，这本身就说明了大别山红色文化的感召力。这种“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实践，才是红色“朋友圈”真正“鲜活”的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