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 张菁娟
对华贸易的“红利”，澳大利亚已经享受了数十年。但如今，为“可能与中国发生的冲突”做准备，却成了堪培拉的政策选择。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近日发问：欧洲、加拿大、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印度都没有为此做准备，澳大利亚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他看来，澳大利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相当肤浅”。对澳大利亚来说，“最不该做的，就是在两者之间选边”。
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专栏作家卢纲（Alex Lo）10月31日撰文援引爱德华兹的观点，质疑澳大利亚的“中国威胁论”。常驻香港的投资人、金融服务企业首席执行官达米安·格林（Damien Green）也在该报发表评论，批评澳大利亚紧随美国，却未能抓住中美竞争带来的机遇。
“如果中美关系走向对抗，澳大利亚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爱德华兹曾任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Paul Keating）的首席经济顾问、澳大利亚财政部首席顾问。他在洛伊研究所10月发布的《全面调整：澳大利亚如何适应变化中的世界经济》一文，以及接受《卫报》采访时，阐述了上述看法。
他认为，中美之间的“激烈竞争和间歇性对抗”，对澳大利亚人而言，“大体上带来的是焦虑”。但对澳大利亚来说，两个相互制衡的超级大国，胜过一个独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对小国而言，同时拥有两大合作伙伴是有利的。
爱德华兹预计，25年后，中美仍将是全球主要经济体，而两国之间的竞争也不会以任何一方获胜而告终。澳大利亚一边有美国这一安全伙伴，一边有中国这一主要经济伙伴，可以凭借这一位置支撑未来25年的繁荣，但前提是不选边站队。
“我们最不该做的，就是在两者之间选边。”他同时表示，堪培拉不应“故意挑衅”中国。
在他看来，澳大利亚一直将国家安全置于经济外交之上，也应对外国投资持更加开放的态度。如果中美关系走向对抗，澳大利亚同样不会有好日子过。因此，堪培拉应运用经济手段开展外交，防止这种局面出现。
澳大利亚还能有多少自主权？
谈到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关系，“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是绕不开的话题。
爱德华兹和基廷一样，主张奉行不受美国支配的外交政策。基廷长期批评澳美同盟日益军事化，尤其反对AUKUS及其耗资巨大的核潜艇计划。这些潜艇由澳大利亚纳税人买单。
除了费用，基廷等批评者更担心澳大利亚还能有多少自主权。他们认为，AUKUS将澳大利亚的国防能力和技术与美国深度捆绑，实际上使澳方丧失了自主决定军事行动的能力。
卢纲在文章中写道，澳大利亚国防军高度依赖美国的装备、情报和技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种结构性依赖使澳军在现实中难以脱离美国独立行动。
格林则提到，围绕AUKUS核潜艇协议，执政工党内部存在分歧，多位前总理也提出了批评。一项由公众众筹支持、针对该协议开展的民间公共调查，也出现了不少批评声音。
一些批评者认为，这些耗资巨大的承诺几乎无法为澳大利亚带来经济或战略收益，但澳大利亚政府仍坚持推进。
格林认为，澳大利亚几乎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摆脱其作为美国附庸的形象。
谁在兜售“中国威胁”？
澳大利亚的“中国威胁论”从何而来？卢纲在文章中提到了智库的作用。
他写道，一些独立评论人士批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等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由澳大利亚政府、美国机构以及一些跨国武器制造商等共同资助，其提出的安全叙事和华盛顿的政策重心高度趋同，在涉华议题上尤为明显。
在卢纲看来，太多既得利益者仍在兜售一种虚构的“中国威胁”，将中国错误描述为对邻国、地区乃至世界的威胁，也被描述为对民主、基于规则的秩序、西方乃至文明本身的威胁。
他补充道，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中国成了转移公众注意力的便利工具。生活成本上涨、贫富差距悬殊，都是民众切身感受到的难题。而要将一个抽象的外部威胁变成迫在眉睫的危险，则需要一场规模惊人的虚假信息宣传。
他认为，华盛顿希望维持霸权，却难以直白地以此动员他国，于是将其包装成维护民主的斗争。很少有局外人愿意为美国的霸权地位献出生命，但如果被告知本国安全正受到威胁，情况就会不同。
因此，每当有人抛出“中国威胁论”时，他建议追问：真正受到威胁的究竟是什么？又是谁的利益？
格林的批评则落在澳大利亚政治精英身上。他认为，这些人日益脱离现实，在经济承压、国内政治动荡加剧之际，仍固执己见。
他称，讽刺之处在于，澳大利亚政治精英数十年来得以安于现状，靠的是经济上的安逸，而支撑这种安逸的，恰恰是与中国蓬勃发展的大宗商品贸易。
在爱德华兹看来，与中国保持经济合作、与美国保持安全合作，本可以让澳大利亚受益。堪培拉需要做的，是保留这种空间，而不是急着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
